所指与能指是索绪尔语言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在《普通 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 和音响形式"，"所指和能指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因此，语言 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的结合，这二者既彼此分离，又相互对立；既互为 条件，又互为依存，共同构成语言符号，即语言实体。如同氢与氧结 合而成的水，一种语言正是这些符号的集成——"表达观念的符号系 统"。但这二者在口头语言中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没有 自然和必要的联系，或者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因果关联。因此，语言 符号本身没有任何固定的价值。不过语言学界对此还是见仁见智，德 里达就反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一说。
所指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是符号使用者对 符号所指涉对象形成的心理概念；而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 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在语言学上，对"所指"的性质的论述主要集 中在它的"现实性"程度上，它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该"事物" 的心理再现，这一再现性构成符号和象征的一个相关特征。索绪尔明 确指出了所指的心理特征并称之为"概念"。能指同样包含心理要素， 按索绪尔的说法，"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从功能性上看， 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能指的性质与所指的性质大致呈现 相同的特点：它是一种纯相关物，不可将能指的定义与所指的定义区 分开来。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之一，而能 指是一中介体，必须具有物质性，即能指的实体始终是实物的，但物 质并非其充分条件。例如，我们说落叶意味着"心情的忧郁"时，所 指并非仅仅以落叶能指作为中介，还可以一个语言片段作为中介。我 们把语言用一种不易察觉、不可分离的方式将能指与所指"粘贴"在 一起的现象叫作"同构"，以此区别于所指仅与它的能指"并置"的非同构现象。
罗兰·巴尔特率先从非语言学的角度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进行 了学理上的梳理，他以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的任意关系为基础，拓展 了语言的符号系统。他把符号的构成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来看， 认为任何符号学都主张一种介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巴尔特在能 指和所指之外，给符号学系统增加了第三个成分，即符号学符号。他 认为，符号学符号与它的语言学原型一样，也由能指与所指组成，如 红绿灯颜色（能指），表示有关通行的命令（所指），但这类符号在实 体层面上与语言学符号有别，它们都有一个本体不在意指的表达实 体。巴尔特认为这些"源于实用并具功能性的符号学符号称作功能符 号"。
巴尔特在"能指、所指"这个问题上的杰出贡献在于提出了符号 意义的序列。他指出，能指——符号本身，所指——符导表达的内容， 二者构成了符号意义的第一层序列。而内涵意义则构成了第二序列的 意义表示系统，它使用第一符号（能指和所指）作为它的能指，并在 第一符号上附加额外的意义，即另一个所指，他称第一序列为"外延"， 第二序列为"内涵"。其中，"内涵"又被他称为"隐喻"，这也从一 个侧面对隐喻理论进行了注解。
所指与能指的区分对 20 世纪西方思想家产生重大影响。阿尔都 塞借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观，指从社会的构成性，阐释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符号所指"，即一整套再现系统。 列维-斯特劳斯 认为，社会生活中各种要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都如同语言符号中的符 号的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而每一个要素都有区别于其他要素的特征。 德里达虽然将历来被轻视的书写符号放在语言符号研究的中心地位， 提出"书写学"，但对语言符号所指的本质并未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其终极目标实际上仍然是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
语言符号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单纯地考虑如何说，而是如何为听 或理解而说。能指的构成要素"音响形象"，不同于发音人的生理学 和物理学意义上的语音连续体，而是以听话人为中心的语音听觉效 果，它最终诉诸听话者的心理方面。这对语言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上的转变。
内涵是当代大众传媒传送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要途径，对内涵意义 的分析将研究领域扩大到了超越符号学的范畴，进入意义发生的背 景，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这从根本上讲也是所指和能指 基本理论在现代传播研究中的深入运用。
